《签字的人》第6篇：临床试验用药品放行责任人须由申请人配备

一、一个没有上市许可的产品，也要有人放行

到上一篇为止，我们讲的所有领域都有一个共同前提：产品有经批准的注册标准。放行，是拿生产结果去对照那个标准，符合就放行。

临床试验用药品（IMP）没有这个前提。它可能还处在I期，质量标准还在调整，工艺还在变，包装标签可能要按方案重新设计——但它就要用在人身上。

所以GMP给了它一套独立的规则。2022年5月27日，国家药监局发布《临床试验用药品（试行）》附录，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。这份配套文件共十四章，把这个特殊阶段的质量管理单独写了一遍。

而其中最反直觉的一条，是关于谁来签字。

二、最反直觉的一条：放行的人必须在委托方

先说结论：临床试验用药品的放行责任人，应当由申请人配备，不能由受托生产企业配备。

这件事在征求意见阶段是有争议的。2018年的征求意见稿曾规定，委托生产时委托方和受托方应当有书面协议，明确最终放行责任人。业内部分观点把它解读为——放行责任人也可以由受托方来配备。而正式发布的附录删掉了这条表述，明确申请人应当配备放行责任人，负责临床试验用药品的放行。

这个改动带来的实际后果是：即使在委托生产的情形下，放行责任人也必须由委托方出。受托方那一侧的放行，只能算“制备的放行”；最终还要由委托方配备的放行责任人放行之后，这批产品才能进入临床试验机构。

这条规定的逻辑其实很清楚：受托生产企业按委托方的要求把东西做出来，它对“符合委托要求”负责；但“这一批能不能给人用”的判断，涉及临床试验方案、受试者风险、注册申报状态，这些信息在生产企业手里是不完整的。所以它必须由掌握全局的申请人来签。

有意思的是，国际上走的是另一条路。欧盟的安排是两阶段：先由质量受权人（QP）确认每批符合质量标准并完成确认，再由申办者完成监管放行——确认临床试验许可已经获得。EMA在2022年9月发布、2023年1月生效的指南里还明确，申办者可以把监管放行委托给制造商，但双方必须有书面协议。

也就是说，欧盟允许在书面协议的前提下把这道责任委托出去，而中国的要求是放行责任人这个角色本身必须由申请人配备。差异不大，但方向不同：一个强调责任可约定，一个强调主体不可转移。

三、门槛：一个被放宽了的“和”

再说资质。这里有一处变化，很能说明监管对这个岗位的实际理解。

2022年1月的征求意见稿写的是：放行责任人应当至少具有药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有至少五年从事药品研发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，其中至少有一年的药品质量管理经验，并接受过产品知识和放行有关的培训。

关键词是那个“和”。按字面理解，这要求一个人既有研发经验、又有生产质量管理经验，五年里要同时覆盖两头。对行业来说，这个门槛相当高——真正两头都做过的人不多。

正式发布的附录把这一条放宽了：不再要求放行责任人兼具药品研发和生产经验。也就是说，五年经验可以在这两条路径上累计，而不必两条都走一遍。

这个改动值得琢磨。它说明监管承认了一个现实：在临床试验阶段，真正需要的是“能判断这一批能不能给人用”的人，而这个判断力既可以从研发端长出来，也可以从生产质量端长出来，不必强求同源。

还有一条配套要求：负责质量管理和制备管理的人员不得互相兼任。这和GMP正文里生产与质量不得互相兼任是同一个逻辑，但在临床试验阶段尤其重要——因为这一阶段的变更极其频繁，如果制备和质量管理由同一个人说了算，很多变更会在没有独立复核的情况下发生。

四、这个岗位真正的难点：在变化中放行

把IMP和前面写过的领域放在一起，会发现它的难点很特别。

ADC难在证据链多，核药难在倒计时，血液制品难在周期长。IMP难在——一切都还在变。

质量标准会改，工艺会改，包装和标签可能因为方案调整而重新设计，有时连规格都会变。这意味着放行责任人面对的不是一个固定的靶子，而是一个移动靶：他每次放行，都要先确认“此刻适用的标准是什么”。

这对文件体系提出了很不一般的要求。常规放行是“批记录对照质量标准”，IMP的放行多了一步：先确认这个版本的质量标准是当前有效的、已经过适当批准、并且与临床试验方案和申报资料一致。版本管理在这里不是文控问题，而是放行正确性的前提。

共线生产是另一个特殊议题。附录要求根据临床试验用药品的毒性、药理活性与潜在致敏性等特性，结合适用人群、给药途径、受试者的风险等因素，评估它与其它临床试验用药品或已上市药品共线生产的可行性。对早期项目来说，这个评估往往要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——毒理数据可能还没齐，但生产已经要排期了。

五、判断：一个没有产品的质量负责人

这一篇的判断，落在这个岗位的身份上。

前面所有篇目里，质量负责人都是“某个产品”的质量负责人。产品有名字、有标准、有市场，他的责任边界由这个产品界定。

IMP的放行责任人不是。他负责的产品可能永远上不了市——大多数临床试验用药品最终都不会成为上市药。他的工作价值不体现在产品成功上，而体现在“每一次放行都经得起事后追问”上。

这带来一个容易被企业低估的问题：既然产品不上市，这个岗位的价值就容易被看成“流程性”的，而不是“决策性”的。于是配备上容易从简——让研发人员兼一兼，或者由受托方的质量人员代劳。但附录恰恰堵死了第二条路：放行责任人必须由申请人配备。

所以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“我们有没有放行责任人”，而是：这个人是不是申请人的全职人员？他有没有能力独立判断“当前适用的标准是什么”？当受托方说这批可以放、而他认为方案或标签还有问题时，他有没有权力说“不”？

还有一句提醒。这几年创新药项目大量采用委托生产，申请人和受托方分属不同公司。在这种结构下，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：申请人这一侧的放行责任人变成了签字机器——信息全在受托方手里，他只是在文件末尾补一个名字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附录设计的那道独立复核实际上就没有生效。防范的办法只有一个：让他真正拿到信息，而不是只拿到结论。

下一篇回到一个体量最大的领域：无菌制剂。它是全行业覆盖面最广的一个领域——而且正在经历一轮罕见的变化：无菌附录修订征求意见稿从原有条款大幅扩充，并首次系统引入污染控制策略（CCS）。检查官问的问题正在从“你的SOP在哪”，变成“过去12个月你的CCS 改了什么、为什么改”。那是另一种压力。

数据来源：法规条款引自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（2010 年修订）》临床试验用药品附录（试行）（国家药监局 2022年第43号公告，2022年5月27日发布、7月1日施行）、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—临床试验用药品附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2022年1月）；国际对照参考欧盟《临床试验法规》(EU) No 536/2014第62条及EMA申办者IMP放行与发运责任指南（2022年9月发布、2023年1月生效）。文中不出现具体人名。